永灵的行草大条幅，我什么时候看，什么时候都喜欢。可他最近又有另一类似隶非隶的书法。我知道他这些年在研习紫砂陶刻字，一年就去了八次宜兴，结果是弄出这些歪歪扭扭的字来。我喜欢一个人的字写的像这人的模样，可到底哪一类更像他呢？这让我想了很多。
　　我一直对多年来盛行的歪歪扭扭的“画”字书风有看法。写字就是写字，为何要一笔三努的，好像每一笔都不能放过炫耀的机会；这短短的笔划简直是不够长，难以承载我的学识；用笔，你看着怪异，可我都是有出处的；写得不平直，这叫天然——无法之境。
　　最近，由于《木、林、森》计划，我在临摹肯尼亚孩子的画。我把他们画的树临在一张大纸上，就成了一幅大森林。通过临摹我到是明白了一些过去不明白的东西。我在一张画的题跋中是这样写的：“我像临摹大师的作品一样，临摹这些孩子的画。我不敢对他们有任何改变，如果改变就像砍掉了树木的某些枝干。在我看来他们像生长的树木，是自然的一部分。”我确实临得极认真，可我总是达不到他们的那种感觉。我想，是因为我在临摹时，满脑子都是：我要画出这种感觉——不要与它有误差——不要有误差。误差只是“尺寸”上的，以此作为接近对象的准则，当然画不出那种感觉。而孩子在行笔时，满脑子只有干净的、对树的感觉——没有别的企图；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生理节奏，跟随这节奏，一种奇异的形式感在发生着。
　　书法家的问题也许是：满脑子想的不是“写字”，而是念念不忘：这是“书法艺术”，或意临经典的某一部分或某一笔。我很爱和永灵聊书法的事。有一次看一幅字，他说：我这一笔是从这块砖刻上来的。我惊讶在于：书法家原来是这么写字的；每一笔都有“典”和透着学问。这浑身都是笔划的字，真是不够书法家用的。
　　我总觉得“职业书家”是个问题。写字本来像生活中吃饭、洗澡一样的事，可如果意识到，我是专业吃饭和洗澡的人；一定要把这事弄得与众不同，那一定是不舒服的。所以说，历史上的好字都是随手的便条和兴来所至。如果把写这一幅字，当成显示不同反响的机会时，这就与写字的目的甚远了。哪怕只有一丝炫耀的念头，也会被比测谎仪还敏感的“书法”记录在案，并早晚会被观者看出来。
　　我们祖先的优点是：做了事，把它安静地放在一边；不急，总有识货的人，所以有“酒香不怕巷子深”的说法。可如今的大趋势，是将西方广告推销的优点，用于各条战线；想方设法也要让你知道、看到，烦死你也在所不辞。所以还有一个说法是：“好酒也要叩的响！”不响也确实不行，谁让今天的人都变得麻木又没耐心呢。
　　可恨的是，这一套也影响到我朋友身上（他一直是一个活在墨香里、与世无争的人），一幅“平常心”三字的条幅，竟写的这么搔首弄姿的。如果书家的“平常心”是如此，那真的就是专门家的一种专门趣味了。也难怪，在时尚文化和现代艺术火爆的时刻，书法家把字写的怪一点，弄出些响动，让人们关注一下，也是情有可原的事。人的境界，有时是随时令调节的，是在调节中慢慢提升的。
　　我还是喜欢永灵的行草，可行、草从整齐的隶、楷脱胎出来，已经是东倒西歪的不得了了，我们也看惯了，甚至意识不到这种跳跃。说实话，我还看不惯永灵这类东倒西歪的新风格。但我也在提醒自己，我是否在被一种习惯风格束缚，而书法家们在寻找人们早晚会习惯的东西？现在还不得而知。
　　和永灵在一起，总有一种看到好字时那种舒服的感觉。我希望他总带给我们这种感觉，所以我才写了这篇东西，因为我是他的朋友。我电话里说：“这次只能写一篇批评的文字，可以不用。”他说：“批评的话好。”我说：“在画册前面放一篇批评作品的文字，行么？”他说：“现在批评的话太少了。”他这样说是因为，他是通达之人，就象他的那些行草大条幅。
　　2009年11月17日于花家地